对于现代都市人来说，粮食在外卖APP蔬菜区的菜单上，在精美糖果包装的配料表里，也在郊外或农村的田野里。有些时候，作为五谷杂粮的粮食，其讨论度大概都不如作为精神粮食的粮食。但是，要说起粮食的重要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随口讲出那句：“民以食为天”。我们或许有时会感叹米饭不比以前那么香了，或许经常在外吃饭时担心蔬菜没有洗干净，附有农药残渣，也唯有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可能才会感叹几句粮食的品质差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这句流行语出自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配音旁白，它间接地说明了优良的食材是美食的基础这一朴素道理。

　　现代人用化肥、农药和机器重塑了粮食生产的景观。咱们不可以否认，这对产量提升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不过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过去传统的耕作方式（包括精耕细作）被认定是落后的、低效率的，被当作现代社会的垃圾一样扫进了历史杂物堆。在本世纪初，或者说过去二十余年，一种呼声开始响起：对荒地、农作物和人类的创造性恢复；保护种子的多样性。曾经被现代农业抛弃的传统耕作在一些地方重返人类社会。

　　人们在种种观光农业里能见到它们的复兴。它们不仅摆脱了被抛弃在废墟的命运，甚至还能成为一种景观商品被出售。有幸被景观化的传统农业毕竟是少数，它们需要靠近城市，有便捷的交通，好让城市人来此观赏。好在，人们终于发现了农业多样性的意义——注意，这并非意味着现代生产方式被替代，只是不再是“唯一”。多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慢慢的开始致力于保护农业遗产。汉学家白馥兰（Francesca Bray，师承李约瑟）等人合著的新书《世界文明中的作物迁徙》从流动性的角度讲述了一部农作物史，原著出版于2023年，近期中译本出版。本文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该书相关章节，内容为人们对待农业遗产的观点之变：“从历史的垃圾堆到未来的驱动力”。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正在从废墟中走出来。

　　《世界文明中的作物迁徙》，[英]白馥兰等著，于楠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中科书院，2024年10月。

　　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于 2002 年启动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计划，人们致力于保护马赛的农牧系统、中国的稻田养鸭体系或墨西哥的浮田技术中的“传统知识和耕作方式”。撂荒耕作制或者游耕曾经被农学家贬低为生产力低下而且对环境能够造成破坏的耕作法，现在也仍然被大多数政府认为是非法的，原始的和浪费的做法，阻碍了对国家资源的营利性开采。但是现在，联合国称赞临时性农田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这样的做法不仅为生活在现代国家山区边缘的小社区提供了相对安全的生计，而且通过与经济作物明智且审慎地结合，这些孤立和弱势的社会群体可以融入更广泛的经济系统中。临时性农田耕种者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供应商业网络，但直到现在它的潜力才获得官方认可。

　　除了颠覆生产力主义的农艺原则，今天“小既是美”的新农业理念也动摇了在专业相关知识、性别、种族和阶级等方面的既定认识论等级制度。

　　比如，人们常常注意到，殖民地管理者和独立后的发展专家都努力实施一套“男性化”社会准则，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农业主要是男性的活动，而农业专业相关知识也是男性的专属领域。因此，直到最近，人们惊奇地发现女性往往被排除在拓展课程以外，而本地男性则通过这一些课程接受现代农业技术的指导，并获得贷款、种子或工具。

　　如今，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或参与式植物育种等项目中，无论是性别比例还是专业相关知识的流动都是反过来的。本地女性慢慢的变成了（或者至少被描述为）受人尊敬的当地知识来源，这些知识本身就很有价值，而且具有普遍应用的潜力。

　　依赖于女性根据一系列的环境指标，包括树木物候、野生动物行为以及最近的气候模式，比如迁移的鹳鸟……做出的天气预报。女性天气预报被认为比国家天气预报更准确，因为后者往往覆盖更广泛的区域，因此不太具体。重视女性对当地环境条件、种子系统和农作物多样化战略的特定知识能促进农场主之间的创新转移，提高（女性）农场主在独立自主地识别传统食品和农业实践、知识和生物多样性中的新应对机制方面的能力。

　　这里，女性对当地社会和自然（“生物文化”）复合指标的特殊敏感性被认为是可促进新型农业（可持续、赋权、流动）的认识论资源。奇雷济的例子还表明研究人员愿意研究传统农作物景观中高度复杂的成分。这种农业系统既包含社会生态，也包含自然生态，其中环境、生计和文化关切相互交织。20 世纪 70 年代，农业生态学和农业系统研究对绿色革命倡导的扁平化农作物景观进行批判。如今，这两个学科都成为农业遗产系统研究的组成部分。

　　中国是推进农业遗产项目最积极的国家之一，为反思该项目的潜台词、背景和议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焦秉贞绘图《御制耕织图》（又名《佩文斋耕织图》）局部。图片来源于故宫博物馆网。

　　我们看到，曾经作为古老帝国的生产力中心和先进农业实践的典范的中国华北粟产区，如何被晚期的帝国政府和农学家贬低为生产力低下的落后地区。我们还看到，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作为一个繁荣和富有成效的消费社会的自我形象得到巩固，这促使中国重新重视落后地区：像王金庄这样条件恶劣、生活艰苦的村庄，原本应该是死水一潭，现在却被重新包装为遗产地，游客可以在这里品味历史，同时又能为村庄的生计做贡献。

　　在中国众多的欠发达村庄中，只有少数几个村子的驴比拖拉机更有技术价值。自 1949 年以来，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运动（虽然其政治目标和方式各不相同）都试图通过用拖拉机代替驴或水牛、整合农田和其他资源、基础设施现代化、进行科学教育和农民技术培养和训练来建设更加现代化、更高效的农作物景观。但农村人口正在老龄化，而将农田划分给小农家庭的做法限制了发展。以扩大生产为目的的政策包括允许农业综合企业（“龙头”）承包土地，将农民转移到利润丰厚但有风险的猪肉生产或酿酒葡萄种植等集约化大规模生产商品的产业等。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中国的领导人、科学家和公众越来越关注环境后果。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政府推动了基因组学和其他生物技术探讨研究项目，以开发更可持续的农作物品种，有明确的目的性地适应当地ECO和小农的需求。2005 年夏天，中国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新计划，建立了首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试点项目。地点选在浙江丽水市的青田县，这里至今仍然实行我们描述的“稻鱼共生系统”。随后，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推进“生态文明”理念以追求工业现代化，生态农业是其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 — 2030 年）》启动了众多保护和恢复项目，包括确定一千多个村庄为“生态农业示范村”。“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在众多地点中第一个获得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位。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和另外的地方的国家重要农业遗产项目的目标是保护现有系统。一个农作物景观必须被评估为在当地环境中具有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才符合标准要求。据说，由生态学家、经济学家、农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民俗学家组成的中国跨学科研究团队与当地人合作研究当地生态社会系统的动态，评估威胁（贫困、脆弱的环境、城乡迁移）并制定解决方案。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遗址和另外的地方的遗址一样，代表着纯粹的风土人情：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面积只有两百公顷；得益于当地的泉水和特殊的微气候，其特殊的水稻品种无法在其他任何地方成长。此外，这些小生态环境的再生产潜力也被仔细研究。比如“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显然已经存在于华南两百万公顷的土地上，并将被推广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他水稻种植区。

　　农业遗产及其对处于危险之中的地球的救赎潜力，将中国政府、联合国粮农组织、环保主义者、另类全球主义者、慢食理论家、种子保护主义者、粮食主权运动和原住民权利保护团体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松散的联盟。

　　占主导地位的农作物景观的公认价值被颠倒了。工业化农业的生产力被重新定义为资源浪费，且对社会和环境具有破坏性——是对地球生存的威胁，而不是和平与富足的保障。被进步所忽视的落后农作物景观被重新解读为宝贵的知识库，掌握着公正和可持续未来的关键。它们的居民（通常是穷人、少数族裔或原住民群体）从历史的失败者转变为地球未来的管理者。

　　有人认为，这些系统能够幸存下来是因为它们具有韧性。赋予它们韧性的要素和系统动态可以被识别并在另外的地方培育成农作物景观。但因为它们是物种、环境、人类实践和制度的复杂集合体，它们无法在别的环境中被完全复制：即使在它们的家乡，它们也不是纯粹的，而是会跟着时间推移而一直在变化。传统农业体系被视为与地方品种类似的资源，是在现代全球工业农作物景观的间隙中存活下来的农作物景观的宝贵遗传物质，不太可能在冷冻的铝箔包中长期存活。

　　生产主义农学的规模和价值的倒置是促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系列团体和机构共同的依据。但是，他们关于传统农作物景观的政治思想体系和立场存在巨大的分歧。例如，联合国粮农组织计划认为它们是“地球新愿景”的贡献者，通过“农村发展动力引擎”项目实现。作为一个将中国、瑞士和沙特阿拉伯等政治多元化国家囊括在内的组织，我们大家可以推断，这里的生态激进主义并不是为了破坏社会秩序。中国的案例再一次凸显了其中的利害关系。

　　中国的农业文化遗产遗址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少数民族居住的。因此民俗学家出现在研究团队中并非偶然：传统歌曲、舞蹈、手工艺、服饰甚至仪式在面向游客开放的景点中占了重要地位，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另外的地方，生态旅游几乎都是每个国家重要文化遗产遗址的重要民生保障。正如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所说，以营利为目的的文化表演未必不真实：过去，礼仪专家和音乐家也因为提供服务而获得报酬，这种传统的市场化维持了文化的生存和当地的发展。

　　另外，萨帕塔人的公共米尔帕园地旨在为革命者提供食物，以持续积极抵抗墨西哥中部国家的入侵。恰帕斯州的萨帕塔以及美洲各地涌现的其他农业遗产运动所创造的历史，都突出了反殖民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以及民族主权的主张：粮食主权和种子主权使政治和经济独立自主成为可能；中美洲米尔帕的玉米、南瓜和豆类象征着集体行动和照顾；园子里的公共工作提高了公民意识；每年用尽心思挑选的地方种子体现了原住民社区千年来控制自己土地和命运的权利——“收获叛乱的时候到了”。

　　再生产技术并不惊心动魄：种子收集、发酵、包装和脱壳。在痴迷于将发明和创新视为经济繁荣关键的技术史上，这些都不是宏大叙事的焦点。但是，我们的技术选择具有识别重大历史动态的优势。

　　真人秀《克拉克森的农场》（Clarksons Farm）第三季（2024）剧照。

　　聚焦于收集全球作物多样性的做法将纳粹帝国与在热带地区殖民以开发其农作物景观的欧洲企业联系起来。对发酵过程的研究揭示了日本民族再生产的物质与文化记录，以及关于葡萄牙在国际资本主义中的地位的基本辩论。包装和加工技术改变了腰果产业的规模和范围，也改变了腰果的本体。施肥技术改造了贫瘠的土壤和黑人历史。互联网和驴犁使被忽视的中国农作物景观重新变成全球遗产。

　　这是在邀请我们探索历史上的技术，更多地研究技术在人类、帝国和文化繁衍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而不是关注它们的创新性和复杂程度。

　　我们确实对波特酒的混合工艺很感兴趣，但是我们详细讲解的是索莱拉工艺如何通过冻结时间来实现农作物景观的扩展，以及它如何通过稳定不同年份的波特酒的特性来形成消费者层次结构。关于波特酒酿造过程的讨论吸引了许多品酒爱好者。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它们展示了加工技术如何演化，以重现特定年份的品质和技术如何复制时间。

　　在农业历史上，繁殖通常指植物的生命周期。在这里，从育种的角度考虑，通常的定义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当然，育种者的承诺也是从创新的角度表述的：他们培育出了维持农作物景观工业化愿景的纯系和杂交品种。但这个叙述还揭示了，从一开始，这种育种实践就需要获得地方品种和野生物种中所蕴含的变异性。设计出新型农作物多样性保护形式（即种子库）的科学家和生产出占据欧洲田地的新品种的科学家是同一批人。育种既是为保护全球农作物多样性，也还是为了创造新的生命形式。

　　或许，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研究全球种子库的历史学家最终与研究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遗产系统的历史学家使用了相同的文献。在解释历史动态时，与其执着于“新与旧”或者“有用与废物”的对立，不如在十字路口停下脚步，关注那些总是让一个品种依靠另一个品种的技术，这可能会更有成效。

　　我们把技术作为连接关于农作物繁殖的各节的红线，其不仅包括生物繁衍技术，而且包括更广泛地扩大或重新定义农作物的影响区域、意义和社会影响的工具和知识。我们考虑了现代种子库所用的混凝土和银箔，酿酒方法和品牌技术，土壤覆盖法或石油开采技术——所有这些技术都不同于从避孕药到基因编辑等一系列“新繁育技术”，近年来，这样一些问题激发了公众的想象力和激进的学术批判。

　　我们没有忽视从生物繁殖的视角进行农作物研究的趣味和重要性。但是，农作物景观作为农作物和人类通过劳动、供养和斗争相互塑造的舞台，为调和遗传或生殖本质主义提供了一个框架。农作物景观是探索多种再生产的、社会的、象征的以及生物和物质的形式之间纠缠关系的理想场所。

　　我们在其他作品中，讲述了因为将棉花种植和加工技术引入长江三角洲而被尊崇为“棉农第一人”的黄道婆的故事，其揭示了元朝的性别再生产过程；使烟草颜色明亮的技术维持了美国南部的民粹主义运动和身份政治；法西斯意大利培育的矮立多小麦将意大利农民转变为凶猛的敢死队。凯瑟琳·德卢纳将她对非洲中南部丛林生存技能的长期研究描述为“关于耕种的故事——种植粮食并培养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和群体联系”。

　　这里，我们正真看到杜波依斯通过结合土地所有权、植物和劳动力分析美国南部的种族繁衍过程，并故意避免提及任何与人类生物学有关的内容。他将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奴隶制解放斗争描述为“大罢工”，模糊了奴隶与工人、种植园与工厂之间的差异，这对我们的论证同样重要，其他激进历史传统的杰出成员紧随其后，他们重新书写了大西洋的黑人历史，同时将历史写作去殖民化。

　　在解释种族形成的过程时，这些历史学家并没有只专注于人类的生物繁殖，而是顾及甘蔗景观以及其中的甘蔗田和沸腾炉。在他们的叙述中，白人种植园主和黑人奴隶地位的再生产与糖、棉花或烟草的（再）生产密不可分。